一年一度的高考降下帷幕。与去年一样，高考报名人数减少，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。根据教育部的统计，今年高考报名人数比去年减少65万。虽然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解释，这主要由适龄学生数减少所致，但是对比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数和去年的应届毕业生数，只减少31万。因此，那多出来的34万，被认为是比去年增加的弃考人数或者是减少的复读生数。

　　我国去年应届毕业生中，有84万放弃高考，消息传出，一片哗然。诸多迹象表明，今年的弃考数或许比这个数据还要高。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多的学生弃考呢？其中不得不涉及的一个话题是，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不足。今年高考结束的当晚，央视新闻“1+1”，借高考话题，透视了当前的留学热。（央视6月9日）

　　谈起我国高等学校的国际竞争，一直以来，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考虑是，这将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，以及我国的杰出人才培养。这种视角没错，可是，我更想说，对高校谈国际形象与杰出人才培养，太过“宏伟”，眼下，不融入国际竞争，更是一件“要命”的事，说得直接一点，这将直接影响到高校能否生存。

　　我曾经去香港的大学走访，一位学校校长给我说，本科是我们港校的立校基础，发展研究生教育，不是我们的重点（其实他们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也很高）。为什么？因为香港的学生都看不起港校的研究生教育，都愿意选择去海外留学，我们必须做好一流的本科教育，把他们留下来，本科教育做不好，去空谈研究生教育，香港的学生会全部跑去海外留学的。

　　这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。换在内地高校，几乎每一所985高校、211院校，今天都在走“发展研究生的强校之路”，而走下来的结果是，本科教育严重空心化，研究生教育上不上下不下——去年，有美国一家机构调查发现，我国的北大、清华等名校，是美国大学最大的博士生源输出基地，有学者据此提出，中国内地高校应该中止博士教育，全身心发展本科教育。

　　上述的建议有点极端，但是，却也向内地高校提出反思：怎样合理定位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，怎样在国际高等教育竞争中树立自己的竞争力。如果没有这样的反思，我国内地高校的本科教育竞争也将落伍。而现实，已经印证了这一点：在国外名校、香港高校的内地招生冲击下，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已经放弃内地高校。如果让这种状态持续发展下去，内地高校所考虑的不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问题，而是怎样招收足够的生源，维持老师的饭碗问题。

　　不得不遗憾地承认，今天我国内地高校，连自己该有怎样的人才培养定位也说不清，就更别谈怎样确立竞争力了。而产生这种问题的根源是，内地高校没有境外高校那样的现代学校制度——没有理事会（或董事会）治理结构，学校战略由行政领导说了算，而学校领导听上级管理部门的，上级管理部门是一个，所以学校“千校一面”；学校没有办学章程，具体办学不是按传统、按规则，而由行政领导随心所欲，所以学校没有了传统、没有了文化；学校的教师没有教育话语权，明知专业设置重复、课程老化，可这是领导的决定，就无可奈何……

　　近年来，我国不断派出高校领导去海外学习先进的办学经验，可是，他们回到国内，能主动把教育权和学术权交给教授们吗？能像梅贻琦先生当年那样，告诉所有学校行政人员，你们只是给教授搬凳子的人吗？从目前已经办学的2300多所中国内地高校中，找不到一所。据说正在筹建的南方科技大学，想采取这种办学模式，但很多人并不看好这所大学的前途。

　　我是理解南方科技大学，可能不会有好结果的，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大学，而所有的“伪大学”，是难以容忍出现真正的大学的。期间的道理，不必赘述。我国“大学”的问题，其实是“没有大学的问题”。以严格的现代大学特征来观察我国内地的所有“大学”，它们像极了政府机构——学校有行政级别，从副厅直至副部，校内有庞大的机构、数量众多的行政人员，统计数据显示，内地高等教育系统，是中国最大的官场，至少有上百名部级干部、数万名厅级干部、几十万处级干部！也像极了企业——学校领导曾一度兼任某些公司的董事长，学院不按学术治理，而是公司治理，而且是管理水平较低的公司治理，给教授计工分（论文数、经费数），教授按工分领工资，教授由此被叫住“学术民工”，而学校岂不是“民工中介公司”或“学术施工单位”？唯独不像学校，没有教育的尊严，没有学术的操守。在这块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土地上，日复一日上演教育丑闻和学术丑闻，几近让大家审丑疲劳。

　　在竞争性不足的环境中，我们只知道有这样的“大学”存在，因此，这样的“大学”还是高高在上、大家趋之若鹜的。而今，风云突变，生存的压力呈现在所有“大学”面前。这个时候，对这些“大学”来说，最合适的做法，不是空想什么国际化、什么世界一流，回到现实中，把自己变为一所真正意义的学校，才是正事。简单地说，校长们不要再是什么官，教育的事务和学术的事务，交给教授们管理，这就善莫大焉。

　　值得期待的是，我国教改《规划纲要》和最近颁发的人才发展《规划纲要》，都十分清晰地注意到了这一点，明确表示学校要去行政化，要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，要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学校关系。如果这一改革得以推进，我国内地出现真正意义的大学，当指日可待，而这才具备与国际对话、走向国际的前提和基础。所谓生源竞争，于这样的大学来说，当笑看风云，处变不惊。